【文/马可·费尔南德斯，翻译/鲸生】
这里的余烬炽热如初，
灼痛刺骨——呼吸、触摸、铭记……
跨过时不必落泪亦不隐藏
你的泪水，在未来的灰烬前莫要战栗……
——奥尔加·别尔戈利茨，《在斯大林格勒》
1943年2月，在伏尔加河畔，经历希特勒在欧洲连续三年势如破竹的胜利后，人类终于重燃希望。正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纳粹主义首次遭遇溃败。如今，在伏尔加格勒市中心，二十米高的旗杆上飘扬着俄罗斯联邦三色旗。但每年五月的胜利日前夕，这面国旗都会被降下，取而代之的是绘有镰刀锤子与红星的苏联旗帜。
更准确地说，人们升起的是传奇的“胜利旗”——这面缀有朱可夫元帅麾下苏联红军近卫步兵第79师徽章的旗帜，正是当年攻陷柏林、迫使希特勒自杀、促成纳粹军队无条件投降的历史见证。此外，成千上万小型胜利旗与俄罗斯三色旗并悬于城市灯柱之上。
每年，包括胜利日在内的十个战争纪念日，这座城市都会正式恢复“斯大林格勒”的旧称。街巷间树立起相应的标识，市政文件与官方文书亦正式更名。2025年4月15日，普京总统签署法令，将该市国际机场更名为“斯大林格勒机场”。
当地时间2025年5月9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在红场举行。 视觉中国
如同斯大林格勒一样，胜利日前的数个星期里，莫斯科也沉浸于节日装点：广场、地铁站、公交站等公共场所，商铺、餐厅、酒吧、银行等私营场所，无不遍布胜利旗、海报与电子屏。所有装饰均带有80周年纪念标识——“Победа”（胜利）字样与《祖国母亲在召唤》雕像造型。这座高达85米的世界最大雕像之一矗立于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山岗，展现一位身着随风飘荡战袍的女性战士：她高举利剑，面部神情交织着苏联人民在这场被夺去2700万生命的战争中所承受的恐怖与展现的勇气，仿佛连石质身躯都难掩其神态。
七分之一的苏联公民在这场冲突中丧生，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至亲离去。正因如此，当国家再次为捍卫主权而战时，胜利日成为凝聚俄罗斯全民的纽带。这天，全国的“不朽军团”开启游行：数百万人手持战殒先辈的照片走上街头，确保这些为民族与人类免遭纳粹威胁献出生命者的记忆永存。近年来，出于战时状态的安全考量，莫斯科街头已不见不朽军团的游行。今年庆典前夜，乌克兰无人机连续两晚空袭莫斯科，迫使机场临时关闭，外国代表团行程受阻，数千军警组成的安保力量全程警戒，处处弥漫着紧张气息。
祖国母亲在召唤雕塑
两场对抗西方集团的当代战役
在俄罗斯称为“伟大卫国战争”的二战胜利80周年后，这个国家正投身于至少两条相互关联的战线上。其一是记忆保卫战——这场战役永无止境，因为西方集团数十年来持续企图改写人类史上最惨烈战争的历史。可悲的是，某些篡改与记忆抹杀已取得相对成功（后文将详述）。其二则是乌克兰领土上的军事对抗：既为阻止顿巴斯俄语区上千民众遭受的屠杀，也为抵御北约依照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的蓝图，将美国核弹头部署至距莫斯科仅500公里之遥的企图。
布热津斯基这位主导白宫外交政策数十年的战略家在其1997年的著作中强调：欲削弱俄罗斯，必先令其与乌克兰保持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割裂。28年后，该目标已然实现。他曾预言乌克兰融入北约的进程应在2005至2015年间启动。回溯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小布什曾力推乌克兰加入北约，却遭到默克尔与希拉克阻拦——彼时的欧盟领袖尚存一定的现实政治智慧。
2014年，随着广场政变与亚努科维奇总统被废黜，白宫主导的西方阵营发起“俄乌割裂”攻势，意图拉乌克兰加入北约。正是这一进程的推进引爆了当下的战争。如今，俄罗斯显然已经击败北约（此胜利的深远意义尚未被广泛理解），而乌克兰短期内已不可能加入北约。但布热津斯基设置的时间线精准无误，其至少半数的战略目标已然达成。
三年来的战火已导致俄乌双方数十万人战死（显然，乌军伤亡不成比例得更高），乌克兰经济民生满目疮痍，更使昔日“兄弟民族”间的血脉纽带几近断裂——这种割裂或将持续数代人。无数家庭被迫分隔在战线两侧。
近日，一位25岁的莫斯科女孩向我讲述她的遭遇：她与父母都是俄罗斯公民，但四位祖辈多年前从乌克兰移居莫斯科；而她最要好的闺蜜虽然父母是乌克兰人，四位祖辈却都来自俄罗斯。战争爆发后，两人的关系日渐紧张，直到闺蜜加入乌军新纳粹武装组织“亚速营”。“那一刻，”她眼中含泪说道，“我们彻底断绝了联系，可能此生不复相见。”
在莫斯科地铁的基辅站内，列宁画像之下，一块镶金的铭牌被描绘乌克兰工农生活的马赛克壁画环绕着，其上镌刻着“俄乌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字样。然而，这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仅击碎了这份兄弟情，更演变成一场记忆争夺战的新焦点：既体现于西方试图抹杀苏联击败纳粹德国的历史贡献，也反映在多国（甚至包括全球南方）新纳粹思潮的死灰复燃。
2023年8月，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祖国母亲”雕像上的苏联国徽被更换为乌克兰国徽上的三叉戟。 图自：外媒
后真相：抹杀苏联胜利与纳粹主义的死灰复燃
自二战刚结束、冷战拉开帷幕后，好莱坞这台西方最强叙事机器便开始系统地篡改二战史，通过上百部电影粉饰美国才是“主角”的说法。1946年的《黄金时代》一片通过刻画老兵面临的归乡困境狂揽七座奥斯卡奖杯；1970年的《巴顿将军》通过传记式地呈现巴顿在北非与欧洲战场的经历，再度横扫七个奖项；由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1998年上映的《拯救大兵瑞恩》恐怕是这当中最知名的电影，其以描述诺曼底登陆的剧情创下了全球超过1亿观影人次的成绩。数十年来，从影视剧、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到数之不尽的其他文化产品，在学校、大学及其他政府机构的推动下，一套关于二战胜利、战胜纳粹主义的“后真相”体系已然成型。
1945年由法国公共意见机构（IFOP）开展的一项知名民调显示，57%的法国民众认同苏联是击败纳粹的主力，仅12%选择美国；而2025年的YouGov调查显示，仅22%的法国人认为苏联是二战主力军，44%的受访者转而相信“美国第一”的神话。同一份民调中，34%的德国人选择美国，31%选择苏联（相比九年前的37%对27%有所改善）；在美国本土，59%民众将胜利归功于本国，仅12%认可苏联的贡献（2015年为47%对12%）。
在西方国家抹杀苏联功绩的同时，更危险的趋势正在近年来浮现——新纳粹主义的复兴。新闻网站“前进”——其前身可以追溯到纽约犹太人社区1897年创办的媒体——几年前调查发现，在25个国家存有近1500处以纳粹分子命名的街道和纪念物：其中德国、奥地利（人们会假设该国的国家政策早已清除了这些痕迹）就发现超过110处，而号称是二战“伟大胜利者”、“自由之地”的美国也有36处。该调查中，数量位居榜首的乌克兰竟高达420处。研究指出，许多这样的命名发生在2014年广场政变之后；其作者表示：“高峰时期，平均每周就会新增一处命名。”
此类纪念的核心人物是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曾与纳粹合作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中一个派系的领导者。班德拉已经成为乌克兰新纳粹民族主义的精神图腾，深刻影响着泽连斯基政府中的诸多要员。这也印证了俄罗斯声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是对乌克兰‘去纳粹化’”不仅仅是修辞或者战时宣传，而是一个令人悲伤的现实。这不仅仅是关于泽连斯基的政府，或者是击败“亚速营”及其它相关武装，而是关于抗击一种似乎是从2014年起在乌克兰扎根的政治文化。
在美国的领导下，北约向这个充斥着新纳粹同情者的政权倾注了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武器与直接军事援助。另一方面，按照“目的决定手段”的逻辑，正如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坦承，其目的就是“削弱俄罗斯”，那么利用新纳粹分子实现这个目标也毫无问题。尽管有无数好莱坞电影声讨过纳粹政权的恐怖，但真相是，西方在战后始终与纳粹主义保持晦暗的纠葛。
2023年9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加拿大议会期间，因一名受邀与会的“乌克兰二战老兵”洪卡获得全场起立鼓掌而引发争议。 图自：社交媒体
有坏的纳粹，也有“有用”的纳粹
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加拿大议会时，前党卫军“加利西亚”师军官雅罗斯拉夫·洪卡获得了全体起立鼓掌的礼遇，并被赞誉为“为祖国独立抗击俄罗斯的乌克兰英雄”。然而这位“英雄”也曾与纳粹分子并肩作战，此事最终演变成一桩丑闻——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公开发表道歉，引荐洪卡的众议院议长安东尼·罗塔因此辞职。其实，若我们回顾1945年后众多纳粹高官在西方世界的命运，这类外交失误并不令人意外。
众所周知，大批希特勒政权的高级军官被吸收进西德联邦国防军及北约机构中。例如：
阿道夫·豪辛格：曾任希特勒政权的陆军参谋长，日后担任北约常务军事委员会主席（1961-1964）；
汉斯·施派德尔：曾任隆美尔的参谋长，后担任北约盟军中欧地面部队总司令（1957-1963）；
约翰内斯·施坦因霍夫、约翰·冯·基尔曼塞格、恩斯特·费伯、卡尔·施内尔、弗兰茨·约瑟夫·舒尔茨、弗里德里希·古根伯格、沃尔夫冈·阿尔滕堡等：均在1960-1980年代担任北约高级指挥官。
最令人震惊的当属费迪南德·冯·森格尔·埃特林的事迹。这位纳粹德国国防军军官曾参与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负伤撤离，后转战罗马尼亚战场对抗苏军，回到柏林，最后被美军俘虏。1979至1983年间，此人竟官至北约盟军中欧部队总司令。
西方集体记忆中被刻意淡化的还有声名狼藉的“回形针行动”——美国秘密引进约1600名纳粹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安排他们在美国的军事、学术及工业机构继续开展有关火箭技术、航空航天、医学与物理等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沃纳·冯·布劳恩，这位主持过纳粹德国V-2火箭计划的科学家，后来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土星五号运载火箭的核心设计师，助力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冯·布劳恩在NASA获得诸多殊荣，同样位列前文所述“前进”新闻网的纪念纳粹分子名单中。
沃纳·冯·布劳恩，曾是纳粹德国著名的V-2火箭的总设计师
一个类似但相关记录更少的案例是关于鲜为人知却极度残忍的旧日本帝国军队第731部队，曾在战俘——大部分为中国人，但也有朝鲜人、蒙古人和俄罗斯人——身上进行涉及化学及生物武器的实验。该部队驻扎于中国北方城市哈尔滨，曾拥有3600多名成员、掌控150多座建筑。日军在投降前试图摧毁与之相关的战争罪行证据，但中国人设法从残存物证与相关成员的证词中复现了众多暴行。尽管如此，许多731部队的关键成员——如创始人石井四郎、第二代部队长北野政次——均获得了美国当局的赦免，极有可能是以他们掌握的大量研究数据为交换。这些人在战后的日本平静度过余生。
如果苏联的二战功绩正被西方抹杀，那么遭到更严重抹杀的是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许多外国人还知道将近3000万苏联人死于二战，但更鲜为人知的是，从1937年开始，约2000万中国人民死于日本的侵略。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如此英勇的抵抗，日本人可能会在东亚开辟进攻苏联的第二战场——这可能会危及他们在西线对纳粹的胜利。根据中国官方记录，约3500万人在战争中伤亡。事实，尽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的西欧，但它早在1937年之前已经在亚洲开始了——远早于纳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5月20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参加大龙华战斗凯旋归来的部队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那时候，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已经在承受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后果。二战在亚洲的结束时间也晚于欧洲——要到1945年9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国家领导人同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战胜纳粹法西斯80周年庆祝活动具有如此强大的象征意义，再次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可或缺的作用——名义上是由共产党和国民党所组建的抗日统一战线所领导，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指挥的红军所领导。
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参加胜利日周年庆典期间，在《俄罗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所说：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俄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相互支援……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深厚情谊，如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似伏尔加河宽广深沉，成为中俄世代友好的不竭源泉。”
今天，这种友谊在无数次共同的战略利益和行动中得到体现，正如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提醒我们那样，中俄两国团结一致，始终努力维护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历史真相，将其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防止篡改历史、复活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企图。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红军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抗击纳粹法西斯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军。八十年后，莫斯科与北京再次引领着反抗西方单边主义和胁迫性政策的斗争。简言之，面对以无休止战争威胁人类的战争贩子式“超帝国主义”，中俄正致力于构建新的替代方案。当今与未来的斗争，本质上与如何诠释历史真相紧密相连——而西方的话语机器正将这段历史扭曲为“后真相”叙事。
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重温美国作家海明威对二战最深刻的评价之一：
“世上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此生对红军所欠的恩情，穷尽一生也无法偿还。”
若将这句话中的“红军”理解为中苏两国的红色武装力量，或许才更能体现还历史以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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